医院妇产科的助产士在帮助一名孕妇生产。目前在中国使用无痛分娩的比例不足两成。图/IC
中国式疼痛医学
本刊记者/李明子
方辉感觉胸腔里就像长了个怪物,一直隐隐作痛,偶尔发作,胸口和腰椎就像要炸开了一样。49岁的他已经是肺癌晚期,唯一的期望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少一点痛苦。
年6月,方辉在医院完成6期化疗后,疼痛加剧,精神越来越差,主治医生无奈地说,“肿瘤的病找我,腰疼不要找我,我帮不到你,医院吧。”
方辉辗转找医院的宁养院。医生建议他吃止痛药,“要是还痛,也不怕,继续吃,吃到最大量。”听从医嘱,每12小时吃一次的羟考酮缓释片,从每天几颗加到32颗,两次缓释片之间还需要吃吗啡即释片及时止痛,从每天十几片加到了80片,吃药吃到头晕、呕吐、上不来气,吓得方辉医院肿瘤科求助。
“你这是中*了,要是再晚点,吗啡加到每天片,睡死在床上都不知道。”肿瘤科医生减少了药量,但方辉的疼痛却得不到控制,根本无法配合治疗。医生便建议他到医院疼痛科做吗啡泵植入手术,先把痛止住。
12月初,在疼痛科做完手术一周后,方辉口服止痛药降到了每天十几片,吗啡泵给药量和口服止痛药剂量还在调整,除偶尔出现心慌冒汗的戒断症状,“没再痛到打滚”,口服药吃得少,副作用便秘的情况有所缓解,心情也好了不少。“这一周都很舒服,或许我还能活得久一点,更舒服一点。”方辉说。
早在16年前,国际疼痛学会设立“世界镇痛日”时,就提出了“免除疼痛是患者的基本权利”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对此又追加了一句——“是医师的神圣职责”。年,经原卫生部医院可以建立“疼痛科”,在新闻发布会上,韩启德再次题词,将这两句话送给了刚获得正式身份的疼痛科。
“治疗疼痛并不是必然要有疼痛科,美国就没有。但要在国内把疼痛医学搞起来,组织大家一块研究怎么克服慢性疼痛的现实问题,就需要资格,需要一个独立的疼痛科。”中科院院士、中国疼痛医学的主要开创者韩济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现在回看,我们在战略上先行了一步,领先于中国的现实需求,也走在世界前列。”
年8月9日,医院疼痛科成立当天,专家为患者治疗。图/中新
“慢性疼痛是不必忍受的”
年,韩济生到美国开会,第一次听到一个概念——“慢性疼痛是不必忍受的。”这个说法,使他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冲击。
当时,国内还没人把疼痛当回事,社会主流价值观都以吃苦耐劳为荣,以怕疼怕苦为耻辱。“居然还专门为疼痛治疗成立了一个学会,这太新奇了。”韩济生回忆说,那年,他到波士顿参加学术交流活动,刚好遇到正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疼痛学会年会。
年代末,美国已经成立了上百家疼痛诊所,以多学科合作的形式治疗急性与慢行疼痛,“疼痛管理”的概念也已诞生了二十多年,这些与国际疼痛学会创始人约翰·J·博尼卡密不可分。
年夏天,诺曼底登陆日前后,刚从医学院毕业两年的博尼卡加入美国华盛顿马迪根陆*医疗中心,开始